生长福州，读遍名校

我外祖父黄琬，字孟圭。光绪十一年（1885年）农历八月廿六日出生于福州市台江区田垱状元埕（现中平路）泉泰茶栈内。

孟圭公祖父贻琴公，原籍泉州府南安县洪梅镇仁科村后坑埌。泉州自古是海上丝路起点，五口通商后大批茶叶经泉州出口，贻琴公做茶叶生意凭勤奋努力逐渐发迹，后在福州开设泉泰茶栈。

贻琴公生八子，四子黄培松是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武状元（清末最后一位武状元），六子黄柏葊（音ān，古同“庵”），即孟圭公生父，打理福州泉泰茶栈，其他诸子或驻守老家，或打理宁德、建阳等地茶山。

孟圭公自幼聪慧忠厚，甚得贻琴公疼爱，遂送往苍霞精舍，受业于林琴南先生，他勤奋好学，颇得林琴南先生喜爱。我家中原存有林琴南先生致黄培松公的手札，信尾加上几字“柏葊长子孟圭大器也”，惜此信毁于“文革”。

孟圭公外祖父张鹤龄先生，是福州仓前山著名的鹤龄英华书院创办人。孟圭公稍长，离开苍霞精舍，顺理成章入读英华书院。当时英华是八年四个月学制的英文书院，所以孟圭公中英文造诣很深。英华毕业后，孟圭公赴天津就读北洋大学堂。

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从1895年至1911年，共有毕业或肄业生518人，为我国近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奠基的专家学者。孟圭公在北洋大学堂学习期间因水土不服，罹患关节炎，右脚僵硬致跛，但他凭坚强意志，完成全部学业，授法学士，执业律师。1917年起，外祖父任厦门第十三中学校长（时称省立第十三中学，即今厦门一中前身）。

孟圭公和侨领陈嘉庚先生相交甚深，1919年8月，陈嘉庚先生在上海筹办厦门大学，聘请全国教育界名流蔡元培、黄炎培、黄孟圭等十人为筹备员。1919年10月，私立厦门大学召开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拟定“厦门大学组织大纲”，共商创校大计，因陈嘉庚先生只谙闽南话，整场会议均是孟圭公为之传译。我家里曾有一张孟圭公和蔡元培先生在球场看台上的合影照片，大约就是当时所拍。

1922年，在陈嘉庚先生和黄奕住先生资助下，孟圭公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修读教育学硕士。多年以后，我妹妹和我二女儿均毕业于哥大，曾祖孙四代三人就读常春藤同一学院，可算是一段佳话。

黄奕住先生是当时著名的华侨企业家，曾创办厦门自来水公司、厦门电话公司、上海中南银行等，原厦门鼓浪屿宾馆就是他的物业。黄奕住先生是我们黄姓族人，按族谱，称孟圭公为族叔。他对孟圭公甚为敬重，按月由中南银行汇二十英镑给孟圭公作为生活费。二十英镑在当时欧美，个人生活绰绰有余，孟圭公还不时把用剩的钱汇给我外祖母。1925年，孟圭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哥大，获教育学硕士。

在法国，成为徐悲鸿平生第一知己

回国前，外祖父到欧洲考察教育，在巴黎，他拜访中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先生，经赵先生介绍，认识当时已在巴黎留学六年的徐悲鸿先生。两人在街边咖啡座一聊就是四个小时，相见恨晚，从此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

徐悲鸿先生曾自谓“平生遇黄，逢凶化吉”，他所遇黄姓，前后四人，前两黄是黄震之、黄警顽，后两黄则是我外祖父黄孟圭和他二弟黄曼士（黄琮字曼士）。1925年，徐悲鸿先生尚未成名，靠个人官费收入维持夫妻两人生活本已捉襟见肘，遇到国内政局纷乱、官费停发，生活顿成问题。山穷水尽之时，孟圭公慷慨解囊相助，并介绍徐先生去新加坡和曼士公相见。

曼士公当时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总经理，疏财好义，嗜爱收存古董字画，在南洋工商界、文化界、新闻界有很多朋友。徐先生到新加坡后，曼士公介绍他为侨领画像，酬劳颇丰，解决了徐先生多年经济拮据的困境，给了他继续游学追求艺术理想的机会。徐悲鸿前妻蒋碧微女士1975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时间是1925年，我和徐悲鸿先生正困居在法国巴黎，经济来源断绝，一筹莫展。幸好当时我国驻法总领事赵颂南先生，为我们介绍认识了黄孟圭先生，我们总算得救。黄家是福州望族，孟圭先生居长，他的二弟曼士先生侨居新加坡有年，在华侨社会很有声望。孟圭先生同情我们的处境，便把我们的困难写信告诉了他令弟，曼士先生立刻复信，答应为徐先生设法，于是徐先生便去了新加坡。从此以后，他们之间，便建立了如兄弟般的感情，也帮了我们一次大忙，这是我终生感戴而不能忘怀的。”

《悲鸿在星洲》作者欧阳兴义先生，在《徐悲鸿历史硏究的时代机缘》一文中谈道：“假设徐悲鸿1925年不是在新加坡得到黄氏兄弟的帮助，美术史上的一位著名艺术家已不存在。”所以徐先生说孟圭公是他平生第一知己，终其一生，尊孟圭公为大哥、曼士公为二哥。

1947年11月，徐悲鸿在复一友人求画信中，曰“愿一尽微劳。惟有一条件，乃仆至友黄孟圭先生，此时困在澳洲。世兄如能以四百叻币（注：叻币，Straits Dollar，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文莱在英殖民地时期，由英殖民地政府所发行的货币），交与其弟黄曼士先生，仆即为命笔也”；孟圭公诗赠徐悲鸿有“向平未得将家弃，弘景终将与汝亲”，足证诚平生第一知己也。

1926年，出任福建省教育厅长

孟圭公在海外时，陈嘉庚先生便力邀其回国就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而当时省政府主席杨树庄先生亦电催他回来，邀请他担任省教育厅长一职。1926年，孟圭公欧洲考察归来，考虑到福建省教育制度亟需改革，遂接受杨主席邀请，就任教育厅长。网上有些文章说孟圭公曾任厦大校长，这是以讹传讹。孟圭公未曾出任厦大校长，但他是厦大创校十个筹备委员之一，这在厦大历史上有所记载。

孟圭公一生重视教育，认为民众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厅长任内，他对扫盲工作不遗余力，发动各校教员，每晚义务授课一小时，自己也亲自参加，以引起社会重视。他注重培育人才，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分省籍，以公费输送出国留学，如曹仲渊、周滋讯、吕斯百、王临乙等均属外省人，出囯后均学有所成。吕斯百是中国油画民族化的开路人和引领人，周滋讯是港澳著名的建筑师，也是澳门开埠400年以来第一个得到澳门政府发给工程师执照的华人，王临乙是著名的雕塑家，曹仲渊曾在上海开设大华无线电公司，任董事长兼总工程师，有“中国马可尼”之称，他们都各有成就和造诣。

1928年，力邀徐悲鸿来榕作画

1928年，孟圭公以福建省教育厅名义，专诚邀请徐悲鸿先生到福州绘制巨幅油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并为第一届福建省美术展览会开幕剪彩。蔡公时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抗日烈士，1928年5月3日，他随北伐军进驻济南和日军交涉时，惨遭日军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孟圭公以教育厅名义请徐先生作画有几个原因：希望以烈士画像引起国人同仇敌忾；对徐公艺术造诣推崇备至，希望不朽的人物，凭借不朽的艺术得以流传万世；可以帮助徐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徐悲鸿先生在福州住了两个多月，回去时，教育厅送三千元润笔，让他还清了所有积欠。孟圭公一生耿介，绝不徇私，这次是毕生唯一一次假公济私，他与徐悲鸿先生交情之深，他对徐先生鉴识之高，可想而知。

油画《蔡公时济南被难图》，约高六尺、阔一丈，以教育厅职员杨浔宝的体型素描打稿，蔡公时立于桌子后面与日本人交涉，满面刚毅之色，凛然不可侵犯。画成后，挂于福州西湖紫薇厅供人参观，轰动一时。

抗战时，福州二度沦陷，战后，此画不知所终。2012年秋，“徐悲鸿绘画精品展”在福建省博物院展出，徐夫人廖静文女士和徐公子庆平先生都曾来榕，廖静文女士对海都记者表示，此行目的要寻找《蔡公时济南被难图》和黄孟圭后人。

我外祖父有一子两女，后代全移居海外。我当时不在国内，听我表哥讲，他曾找到海都记者，说曾听他外婆（孟圭公亲大姐）讲过，有一年福州发大水，田垱祖屋有三四箱存画被冲走，蔡公时油画可能在里面。我觉得这绝不可能。

在我看来，首先，蔡公时画是省教育厅出资的，属于公产，按我外公的性格，绝不会占为己有。其次，这幅画尺寸之大，要用多大箱子来装？即便装得了，也冲不出大门。再说，1941年福州沦陷前，此画一直挂在西湖紫薇厅，那时我外公已离开福州。我母亲黄奕琳（小名美意）是我外公最疼爱的小女儿，我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徐黄二家——记徐悲鸿和黄孟圭黄曼士兄弟的友谊》，发表在1983年香港大成杂志119期，这是第一手资料，很多人是通过这篇文章才知道有巨作《蔡公时济南被难图》存在的。我母亲战后归来，听福州名画家陈子奋先生讲，此画并非被人窃取，而是落在私人之手。我真心希望，此幅巨作有朝一日能重现世人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