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张贵峰

背景：为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全国人大代表赵超日前建议，“新生儿一律采集DNA”，“未采集录入者，不得出院，并且要明文规定全国所有的孩子在上户口时，必须核对DNA指纹，不能对应者不予户口登记入籍”。（3月14日《华商报》）

通过“新生儿一律采集DNA”来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在近年来的全国两会上，一直不乏相关代表委员提出类似这样的建议。但从全面审视，“新生儿一律采集DNA”的副作用或者可能存在隐患，同样也是十分明显。

如若实行“新生儿一律采集DNA”，势必会首先面临一笔巨大“采集”成本。众所周知，采集检测DNA的费用不菲，少则数百、多则数千，而按目前我国每年新生儿1600多万计算，每年需要为此支付多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费用。这样一笔巨额费用，花得是否足够划算、必要，显然都值得进一步推敲斟酌。另一方面，“新生儿一律采集DNA”固然确实有利于“打拐”，但新增这种户籍登记DNA门槛，是否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户籍登记权利、避免滋生新的“黑户”问题，也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知道，为解决长期积累的“黑户”问题，此前国务院相关《意见》曾明确强调“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更重要的是，相比其他一般的简单个人信息，如姓名、年龄等，“生物基因”层面的个人DNA信息，事实上是涉及和包含大量个人极为隐秘生理特征的信息，如“根据DNA数据，可以精确地推测出你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身高、年龄、骨骼结构、肤色，甚至一系列遗传倾向”。因此，一旦个人DNA信息得不到有效保护，被泄露甚至滥用，势必会造成严重而广泛的后果。

诚如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曾强调的，“采集DNA数据涉及公民隐私，若强制采集必须首先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