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则周

篆书中的甲骨文是象形字，故史学界和书法界共认篆书是中国古文字最先具备文字特征的一种书体。要研究篆书、写好篆书，有必要看其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从中了解随着岁月的嬗递、时代的变迁，它是怎么演化而来的，极其各年光时段的风格特征。

从原始的结绳记事到春秋战国、先秦的甲骨文的出现奠定了篆书是基于象形的。要写好篆书，我们有必要看其发展的脉络是怎样的。早在6000多年前，各种陶器、钟鼎上刻划的象形符号那是先期中国古文字的雏型。中国有文字的出现的年代当推到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出现在龟甲、兽骨上刻划出的像简单图画的文字，即“甲骨文”，这种象形文字具有细劲挺直，笔画无顿挫轻重的特征，西周晚期普遍采用这种字体，相传为夏朝伯益所创。广义的大篆指小篆之前的文字，包括金文（也称铭文，或“钟鼎文”）与籀文（金文之繁化）。甲骨文消失于什么年代，莫衷一是，而当代汉字学家推算秦朝应尚有甲骨文。大篆狭义指籀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石鼓文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青铜器铭文传世代表作有：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

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这种大篆的发展结果使这些书体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呈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较为简练生动；二是趋向整齐。规范化字形结构离开了图画原形，变得比较规范了，而趋向整齐，从而奠定了方块字基础。大篆是对后来的小篆而言的。广义的大篆包括秦国文字和六国文字。这里的大篆主要指继承西周大篆的秦国文字。

大篆也称籀文。因其着录于字书《史籀篇》而得名。据说“籀”的意思是“诵读”。《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说文》中保留了籀文223个，这是许慎依据所见到的《史籀》九篇集入的大篆的主要资料。唐朝出土的“石鼓文”是秦襄公时所刻，这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是籀文，据说，为显示国威，将原本的钟鼎文繁化成籀文。

读史可知，古拙朴茂、圆浑流转的石鼓文的真迹多来自大篆。唐初在天兴县陈仓（今陕西宝鸡）南之畴原出土的径约三尺、上小下大、顶圆底平，十个象馒头或鼓一样的石墩子上面，刻着秦献公十一年作的十首四言诗，这是我国最早的刻石文字，经失而复得又复失。原刻700多字，现存300多字，这十个石墩现存故宫。这种字体记载畋猎之事，命名为“猎碣或雍邑刻石”。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这种石形状如鼓，改之为“石鼓文”。唐朝这一出土的“石鼓文”推测和《史籀篇》中文字相似，是已知的最接近籀文的代表。作为大篆的代表，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

大篆保留了较多西周后期文字的风格，只是略有改变，笔画更加工整匀称而已。大篆笔势圆整，线条则比金文均匀，和谐匀称的线条化程度尚高，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其形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从而打下了方块汉字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字体有些区别，出土的各种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并不通用，年代不同也有所变化。同一器物上几乎没有异体字，字体繁复，偏旁常会重叠，书写不便。甲骨、金文、石鼓文，至秦代统称之为大篆。

篆有大篆小篆之分。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遂命臣工创新体文字。于是，故有丞相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将大篆省改简化而成。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省简字数增，这是应时代要求所致。

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占有重要地位。学会辨识抑或写好篆书，其意义、其作用，这正如有学者、书家所言：“识异求同归于好，师心自用不为贤。“（作者系福建日报记者，名列《中国作家大词典》《中国书法家选集》《中国美术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