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正逢“9”年，90岁的姚奶奶，发来了她20岁火热的青春记忆。她这一代年轻人，满怀着对祖国的深情，见证了70年来祖国的强大。

“我和我的祖国”，是一代代国人的心声，一直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主旋律。下周的题，一起来说说你和祖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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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我的福建革大

N姚孟秋（福州·福飞路）

我生于1929年。

1949年9月25日，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在福州成立。这所大学，是中共福建省委为培养地方干部，满足新工作需要而创办的。张鼎丞、方毅分别担任我们的正副校长。

20岁的我，投身革命熔炉，成了福建革大学生，被分在直属一班。班部设在于山戚公祠。我编入的第10组，全是女生。住的是于山的尼姑庵，大家一起睡通铺，亲如姐妹。

11个女生中，组长黄淑英（前排右二）是城工部地下党员，比我们年长几岁，我们都叫她“大姐”。大姐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身体不好，走路都气喘吁吁的，但她却事事带头，和我们一起劳动。副组长叶瑞华（前排左一）是班上腰鼓队副队长，爱好文艺。有她俩的带领，小组不论是劳动啊发言啊还是文体活动啊，表现都特别突出，连续三次被评为“一等模范小组”。那年12月，我们小组拍了张合影（下图），照片中第二排右二，就是70年前的我。

1950年结业分配时，我们11个姐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都能服从组织分配。我被分配到福清县，从事剿匪、反霸、民主建设、互助合作等工作。

1959年，因工作需要，我依依惜别了我的第二故乡福清，回到省城福州机关工作，直到1987年离休。

2019年，我和老伴叶忠楠（当年他也是福建革大学员）双双到了鲐背之年。我们是70年来国家繁荣富强的建设者和见证人，也是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者，在当今太平盛世、和谐社会，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抚今思昔，感恩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恩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恩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2009 台湾导游“小周”

N关文木（福州·白马北路）

2009年3月上旬，我参加了“千人游宝岛”计划的首发团，这是海峡两岸旅游观光业酝酿已久的活动。参加者以离退休老人居多。我是第一批第一团成员。

3月5日清晨，首发团在温泉公园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首发式后，便赶赴马尾。途经马祖，当天夜幕降临时，便抵达灯光璀璨的基隆港。码头上，一片欢快的锣鼓声。

来接的地陪姓周，粗壮黝黑的中年人，举着块“欢迎”牌，满脸是笑，用闽南腔的普通话招呼我们上车。

看惯了靓女帅男导游的我们，本来就有点惊讶，等他自我介绍、不经意地摘下鸭舌帽时，“哇！”露出一个锃亮的大秃顶和额头的几道沟纹。周导一边摸着自己的光头，一边自我解嘲：“怎么样？大家一眼就看出我很聪明对吧？俗话说‘聪明绝顶’嘛。现在车里是不是更亮了点？大家不要以为我年纪很大了，其实我才54岁半。阿姨叔叔们叫我‘小周’吧。”一下子把大家逗乐了。

一路走下来才发现，在台湾服务行业的宾馆、酒家、超市，不乏大叔大妈级的服务员。他们以沉稳、细心和善解人意，赢得顾客的信任。

这位“小周”蛮和善，途中有空就跟大伙拉家常。小周说他祖籍福建诏安，在爷爷的爷爷时就迁来台湾，离乡不离音，家里人都说闽南话，衣食住行还保留着一些老家的民风民俗。如丈夫出远门的当天，妻子在家不能浓妆打扮，那样对出行丈夫不利；三餐吃饭碗里要吃干净，以免得罪谷神；在屋内不能打伞、戴笠，那样房屋会漏雨等。他还说，将来他要带家人回大陆认亲，就像我们现在来看他们一样。

小周说，家有太太和一双已独立成家的儿女。他自己开一家小杂货铺，朋友开的旅行社人手不够，他就来兼职当导游，还透露说，今年要买个红宝石戒指给太太。

大家掐指一算，结婚40年，都“哇”了一声。小周说，他15岁那年，父亲急着抱孙子，给他娶了个18岁的太太，所以他16岁就当爹了。

四天过得很快。返程时，周导很动情地向我们话别：“祝阿姨叔叔们……”唰的一下展开一张红纸，上面是四个繁体楷书：“体壮如牛”。那是农历己丑年。

彼时彼刻，大家心里都在默默地祝福：两岸同胞，常来常往才是一家亲！

1999 返回第二故乡

N与人共舞（福州）

1999年元旦假期，我借了部小车，带着妻子、女儿从福州出发，返回第二故乡：顺昌县仁寿镇余塘村。

那是我离开余塘28年后第一次返乡。

1999年去顺昌，没有高速公路，国道、县道上的汽车也不多，交通挺顺畅的。我驾车沿316国道一路向北经过南平市区、来舟、顺昌后再拐到819县道，直奔我的“余塘大队”。车没停，我的话就没停：与我们所走的这国道几乎平行的铁路在福州至来舟之间称为“来福线”，过了来舟又叫“鹰（潭）厦（门）线”。1969年1月24日，我们第一批知青就是从福州坐“闷罐车”（货车厢）沿这条铁路线走，我是在埔上车站下火车，而后立马又乘部队的卡车到了仁寿公社……

记得1969年12月，我从福州返回，带着几位知青家长捎给孩子的炒面食物。谁知埔上到仁寿的班车临时停开，无奈之下，我负重走了60里路。后来有人说，途中何不吃掉一些、丢弃一些，也好“减负”前行？

我说这不可能！点点炒面都是家长捎来的关爱和心意，“好汉”如我，当然要信守承诺！

当年，村里砍伐的原木，要顺溪流“送”到埔上的储木场卖钱，年终好兑现工分值。干这活儿，多在秋收后、天冷时，要派几个人，沿着溪边走，看着木头。遇到木头在弯道或被石头卡住时，就得下河去“赶”，如果木头被卡在离岸边远的位置，就得只身站在一根原木上驾驭，借助手中竹竿在河中作业。这技术活，当年的我也做过。

车开到埔上时，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少年时觉得这马路挺大的，路边多是农田，阡陌交错。而在1999年，路边的房子可多了，楼也高了，当年的大马路，感觉变小了。

从仁寿（公社）到余塘（大队）这段，1969年的记忆还是二十里山路，顶多能走“板车”，而今，汽车已可以通行。这时的我有点情怯，毕竟，我在余塘插队不过2年，离开却已28年。当初乡亲们选送我去兵团时，我还不满18岁，而今不惑之年拖家带口，来时也没跟村里联系过，他们还记得少年的我吗？

下了车，走到村子的廊桥上，我刚自报家门，就有人热情地说记得我，还有人找来现任村干部，是以前比我小好几岁的玉发仔，他当了兵、退伍回乡，现在是村书记。我跟着玉发仔到他新盖的楼房参观，讲到少年时我们上山采菇、下河摸鱼的趣事，原先的书记钟固子来了，古稀之年身体硬朗。余塘村本来不大，知青回来的消息一下就传开，热情的人们好像瞬间就从各处冒出来，我懵懵懂懂带着家人跟着乡亲四处走家串户，说着、笑着……

当晚，大家聚集在耄耋之年、德高望重的老书记陈复美家，钟固子、陈玉发、吴丰还有原来的大队会计，还来了好多好多乡亲，那天的我，喝了好多好多酒……故乡人的纯朴啊，让我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