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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府6月30日晚宣布，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控制管理，年增量配额为12万辆，试行期一年。从7月1日零时起，广州将暂停办理中小客车的注册及转移登记，后续各个月度平均分配增量配额，购车者须申请取得配置指标。（7月1日《京华时报》）

消息曝出当晚，很多有购车意愿的广州市民纷纷抢购，4S店更是通宵加班，一些商家乱中宰客，众多消费者乱中抢车——这意味着继北京、贵阳后，广州也迅速加入“汽车限购令”的阵营。

在交通拥堵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汽车限购政策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示范效应迅速显现，通过限购实行汽车总量控制，由此广泛进入地方决策者的视野，成为应对交通拥堵问题最重要的备选手段之一。尽管与近些年国家大力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相悖，但通过限购控制汽车总量对很多交通异常拥堵的大中城市而言，其本身也是一种无奈；而且相比上海实行的价高者得的车牌拍卖制度，“摇号分配”更显公平。

但无论如何，汽车限购政策相当于设定了一种新的行政许可，对政府部门是扩权，对公众则是限权，要确保其合法性，必须确保摇号分配购车指标的公平公正，杜绝暗箱操作以及由此衍生的腐败，这是对所有由政府部门主持进行的公共资源分配的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还在于，为缓解交通拥堵迫不得已限制普通市民购车，那么，与此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限制公务用车，以作示范，体现“汽车限购令”的合理性。广州推出汽车限购政策的唯一理由是缓解交通拥堵，而造成此局面的，除了私车增速过快，同样有公车增速过快的因素，尤其是那些被泛滥私用的“公车腐败”。所以在对汽车进行总量控制前，也该对公车进行总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