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李辉

目前，为防止刑讯逼供的发生，约20个省市的警察代表被培训了讯问技能，不再要求嫌疑人“老实交代”，而是允许撒谎，直到其难圆其说后露出破绽。专家分析，我国防止刑讯逼供的模式，正从事后调查核实再排除，向事前防范、预防刑讯逼供发生的方式转变。（8月13日《南方都市报》）

从允许不说话，到允许说谎话，讯问过程的这两个节点，是值得肯定的重大进步。如果说“允许不说话”体现的是沉默权，那么“允许说谎话”体现的则是说话权——不允许说谎的说话权，不是完整的说话权；而完整的说话权，对犯罪嫌疑人乃至对普通人的权利保障来说，都非常重要。

在当下的案件审理中，口供还是比较重要的，而在一些警察看来，最快拿到口供的方式就是刑讯逼供。在反对刑讯逼供和顺利获得口供之间，如何让犯罪嫌疑人愿意开口说话也就成了一个课题。正如报道中，一名警察这样解释道，“如果嫌疑人一撒谎就制止，他可能不再说话，实际上是封闭掉信息源了”。显然，警方是从办案的实际需求出发允许嫌犯说谎的，尽管如此，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夯实程序正义。

“允许说谎话”的反面是“不允许说谎话”，嫌犯说的是不是谎话，办案警察是最直接的判断者，如果不允许说谎话，结果就只有一个，即嫌犯只能选警察喜欢听、愿意听的话来说，而这和刑讯逼供要达到的目标有什么区别？

当然，“允许说谎话”并非鼓励说谎话，更不意味着说谎话无责。它只是“允许说话”的合理一面，于嫌犯而言，他们不再视警方所需说话；于警察而言，其讯问手段日趋规范，禁止为了拿到口供不择手段——权力受约束，权利自然得到保障，这也是“允许嫌犯说谎”的法治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