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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由留日学生代表送呈湖南都督的上书，无意间可打破一百年后人们的七字崇拜，那七个字就是“民国公款留学生”。许多民国大牛的传说都始于这七个字，反过来，“头顶金字招牌的未必是大牛”这样的常识却容易被忽略。这封信揭露湖南财政司长官滥用权力送子侄出国留学，用公款在国外挥霍浪游，以当时官二代出国之流行，这风气绝不止于文中提到的安徽江西湖南三个省。

对民国“公仆威权”的控诉，此信仅是冰山一角，随意翻看近一周《申报》报道，就有数名贪官现形。其中一篇写湖北三名贪官仕途沉浮，特别有意思。

第一名是湖北省前任财政司长潘祖裕，利用报销侵蚀公款数百万。潘本来已经被抓审查，可几名密友怕他郁闷，悄悄将他保出来，一起喝花酒作乐，搞得坊间传闻他被释放了，影响很坏。第二名是时任财政司长黎澍，湖北议会正调查他的劣迹，预备弹劾。

有趣的是，这黎澍的父亲黎大钧在儿子上任前已经有言在先，写了一封信给省会，说黎澍“年少无知，性嗜奢侈”，断不能担任财政司长，恐怕重蹈前任覆辙。后来还特意赶到省城，逼儿子辞职；又写信给政府，划清界限，意思是“将来他若亏扯公款，我也不承认他是我儿子，你们也别指望子债父偿”。

第三名是湖北都督府参议李国镛。此人在东京留学时（又是一名东京留学生）跟诸位革命伟人结识，起义成功后，靠拍黎元洪马屁赢得信任，各种油水很大的采办活都交给他。此人有一恶癖，就是勇于发行“李国镛革命首义”单行本，历叙他革命以前的活动和起义以后的功绩，每本售铜元一枚，当然卖不出去也四处赠送。这行为虽然有些恬不知耻，却也算不得什么罪行，只是这时恰逢辛亥革命一周年，到处都在搞好大喜功的纪念活动，李国镛特别没眼色又兼市侩爱财的本性爆发，照例侵吞过手公款数千，致使各省代表公款吃喝招待不得周全。来宾有怨言，黎元洪没面子，当然将他严加查办。

我感兴趣的是，民初湖北省的反腐大业全系于一人身上，那就是湖北军政都督黎元洪。在外狎游的潘祖裕被黎元洪下令重新收押，但据报道分析，此案牵涉多名高官政客，黎元洪投鼠忌器只得低调处理，惩罚两名涉案科长了事，姓潘的可望无罪释放。黎澍更加好命，他父亲黎大钧并非泛泛之辈，乃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清户部高官，更重要的是曾于黎元洪有知遇之恩。虽然黎大钧一再阻止，可黎元洪报恩心切，一直将黎澍带在身边，信任他并委以重任，直至黎元洪1928年病逝。李国镛最倒霉，无靠山，拼爹又不行，失宠后所有亏空都被严行追缴。革命功绩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李国镛革命首义”单行本反而成为一个读书人恬不知耻的罪证，被禁卖了。

难怪当时的《申报》社论提到被选举人资格时，呼吁道德第一——当官员进退系于一人身上而非制度约束时，当然只能寄望于被选举人的道德自律了。

历史都有选择性记忆和失忆，隔着一百年的光阴，我们看民国，连长相都比现在人好看。可读报时我总想，知识人身在民国，会不会也很绝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