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王聃

去年12月底，长沙两名流浪者冻死，他们为何不去救助站寻求帮助？近日，记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他起初拨打10次救助电话，但未打通，后在警察帮助下成行。但待警察离开后，长沙市救助站人员将记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并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同时，记者在该救助站里看到，有一名老年人躺在担架上被双手反捆，自称被打。（1月9日《三湘都市报》）

如果不是这篇报道，公众很难想象，如此野蛮的一幕居然在长沙市救助站上演。还有什么比救助站里的暴力更让人战栗？在报道的最后，记者引用孙志刚墓碑上的一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法治之重。”这是不能忘却的提醒，也是无法忽视的追问：以自愿和温情为宗旨的长沙市救助站，为何沦陷为“打人站”？

一个长沙市救助站之乱也许只是个案，但它依旧有助于我们去剖析当下救助体制中存在的短板。为什么记者拨打救助电话难通？为什么长沙市救助站里的暴力不可遏制地发生？这一切与当下地方救助体系的欠透明有着直接关联。救助本是关心弱势群体的事业，须以透明运行为前提。然而在具体执行中，救助机构是处于行政主导体制内的，对社会的敞开度不够，公众既难以洞见其管理过程，也很难参与到此种慈善事业中来。如此，出现“黑屋里的暴力”并不奇怪，出现异化行为也不足为奇。

拿什么救助失守的救助站？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制度之问。屈指算来，今年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的第10年，10年已不短，我们很有必要反思救助制度的改进和加强监管，以杜绝指向弱势群体的“救助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