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美国）

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初，有一个美籍华人到台北做研究，他的题目就是现代中国语言的变迁。他到广播公司搜集资料，公司派我接待，为他组织了一个座谈会，那时大家就谈到，海峡两岸隔绝以后，语言的修辞造句乃至腔调风格都出现了分歧，大陆上的“普通话”也在破旧立新，台湾的“国语”沿着传统发展，加入了地方色彩。张鸣教授所言，称我的回忆录语言“由古代语言蜕变出来”，大概是这种情形。

我在对日抗战发生后失学，父亲送我到私塾读线装书，我的学习从文言入手，白话文学对我的熏染并不多，受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腔调影响很小，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又躲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语言的影响。我的文学语言历经三个阶段：文言，把文言译成民间的日常语言，加上“翻译体”，经过长期糅合、镕铸，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初形成个人风格。

我在写《人生三书》时，心中开始有大陆上的读者。这时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海峡两岸的语言鸿沟已经很明显，我担忧大陆上的读者读我的书是否习惯、能否接受。中国改革开放后，我陆续读到阿城、木心、余秋雨，知道文脉仍在，稍稍放心。大陆上的文学刊物也不断转载我的文章。我渐渐知道大陆开始建立退休制度，老干部下岗以后难以适应余年，特地为他们写了一篇《活到老，真好》，几乎各省的广播电台都播送了这篇两千多字的散文。再以后，我的散文《那树》和《脚印》进入大陆中学的语文教本。语言，虽然双方曾经“一人一把号”，到底“本是同根生”，合奏并不困难。

有人提出一个假设：如果我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留在大陆上，命运如何？

有些事情已经忘记了，他替我算命，我又想起来。一九四九，我们脚下踩上台湾土地的这些“迁入者”，老朋友把臂促膝，都说我们是该死没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