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以及实施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也就是“限购+限行”。至此，中国四大直辖市中，已经有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城市对汽车增量实施了限制措施。（12月16日《京华时报》）

不少人骂限购是懒政，认为这是把治堵与治霾的职能责任，偷换为压缩市民购车权利的便利。对于公共监督而言，质疑或诘责都是该直面并正视的。

但考虑限购究竟是不是懒政，不能只关注“缓冲期”，核心还在于以下几个层面：一是除了限购，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究竟什么才是限购的“临界点”？如何证明这是不得已而为之，需要职能部门给出更扎实、更有痛感的理由。

二是限购之前，前提性工作有无准备妥当？堵与疏，是公共治理的两个辩证环节。堵了小汽车，自然就要求城市公交体系能得心应手。若没有方便、快捷、舒适的公交体系，而一味采用堵的策略去压缩公共出行需求，结果有时就难免事与愿违。此外还有一点，市民限购了，公务用车会如何节制出行呢？如果公务用车不能率先垂范，而只要求市民做贡献，这在善治逻辑上，显然要经受民意的拷问。

懒不懒，不在于缓冲多久，甚至也不在于限不限，而在于公共政策能否立住脚、站稳理。丝毫不用怀疑限购政策的善意，只是，民众以让渡买车自由的方式成全公共利益，那么，制度或政策该以怎样的面目或举措回应这种“让渡”，这显然不只是一个道德命题。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