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摘自腾讯《大家》

我来日本结婚定居，并成为一个小女孩的母亲——从女儿2岁半进入日本的公立幼儿园、7岁进入日本六年制的公立小学，直到现在13岁就读日本的私立中学，十多年来我从未给日本的学校或幼儿园的老师送过礼，更不用说给老师送红包——因为，在日本，家长给老师送礼，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哪位家长若不注意，随便给学校的老师们送礼送红包，很可能弄巧成拙，不仅无法让老师多“照顾”自己的孩子，反而会让孩子在学校从此难以做人，在同学们中间难以抬起头来。

学龄孩子就近入学

在日本，到了学龄期的孩子，都会就近入学，义务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为了方便孩子们能就近上学，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就会有学校。三年前，我曾去参观过日本一座湖中浮岛上的小学。这个岛上的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高年级，一共才10个人。而就是这10个孩子，在交通不便的浮岛上，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着完全平等的免费义务教育：学校内的所有硬件设施，包括游泳池和图书室在内，都按日本政府所规定的公立小学的标准配置；校长和教师也由政府统一派遣。在一间教室内，我看到一名老师正在给孩子上理科课，教孩子们认识昆虫。听课的孩子一共只有4个人，但老师讲解得十分认真；而在明亮干净的学校餐厅里，我还看到老师领着孩子们精心制作的墙报：“用餐前，要对食物说谢谢。”很显然，尽管只有10名孩子，但无论是教育硬件还是教育软件，大人们对孩子却不曾有过一丝怠慢。

公立学校老师三年调动一次

日本的公立学校属于地方公共团体，是公共事业的一部分，所以，日本公立学校的教职员，都属于地方公务员中的“教育公务员”，必须服从地方政府的工作安排，根据要求前往政府派遣的任何一所学校。前面提到的10个孩子的冲岛小学的“校长和教师由政府统一派遣”，便是一个例子。

基本上，日本公立学校的校长或老师，每三年左右就会调动一次，轮流调往不同的公立小学。调动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能够不断地进行师资力量的平均再分配，令每一所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平等与平衡。这也是日本政府对就近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们所表达的一种教育平等与教育公平理念。当然，如果孩子的家长放弃义务教育，而自己花钱另择私立名校，那又另当别论。

另外，因公立学校的老师属于教育公务员，在享受公务员待遇的同时，还必须遵守《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以及《教育公务员特例法》。所谓“公务员伦理”，就是指“公务员为报答社会的期待和信赖，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规范”；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则是一部根据教育公务员的特殊性，而制定的对于教育公务员的任免、薪饷、身份、惩戒、服务以及研修等各种规定的法律。

文章看到这儿，我想各位读者也大都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在文章的开头，我会说在日本，家长给老师送礼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很可能弄巧成拙。因为，按照相关法例，作为教育公务员，老师接受家长的红包或礼物，很可能会构成“收贿罪”；而家长送礼物送红包给老师，也很有可能会构成“赠贿罪”，两者都有可能触犯法律，给自己和孩子带来麻烦，实属得不偿失。

日本公立学校的老师，不仅不收红包不收礼，甚至连和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一起聚个餐吃个饭都十分谨慎。今年4月我家小朋友小学毕业，班级里的同学和家长一起，大家AA制举办了一个毕业聚餐会，班级的责任老师（也就是班主任老师）都避嫌没有前来参加。

不过，虽然无法跟老师一起吃饭，但为了感谢老师多年对于孩子们的教育与栽培，全班同学和家长们一起，还是给老师送了一份大礼——每个孩子以及孩子的妈妈，都分别给老师写了一封信。我给老师的信，是这样写的：“名越老师：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mii即使小学毕业，但和老师的缘分不会毕业，这一辈子您都是mii的老师。

我们希望将来能和老师一起喝茶、一起聊天，希望您答应。”

女儿mii的小学班主任老师名越，是一位非常温和有爱心的女老师，每次参加学校的恳谈会，我们也都非常谈得来。因此，我一直都期待能和名越老师成为朋友。但是，因为日本对于公务员的种种严格规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女儿在小学就读期间，我一直不敢约老师出来，哪怕是一起喝杯咖啡。

现在，女儿mii已经上中学了，我们和名越老师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工作上的关系，可以单纯地作为朋友来互相交往了。我想，现在应该是可以邀请名越老师一起喝茶聊天的时候了。

（文/旅日华人唐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