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又有7名“群众”前往中国青年报，在报社门口“自杀”。据报道，他们当中4人大声呼喊，其余3人倒地，有一个拿着药瓶。这是一个月内在中青报门口出现的第二起“自杀”事件。7月16日，7名来自江苏泗洪县的上访人员在同一地点服药“自杀”，最终导致的处理结果是，泗洪县的一批党政领导受到处分，7名“自杀”者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

为什么要到报社门口“自杀”，当然是为了制造轰动，形成有利于当事人所追求目标的舆论压力。舆论这些年成为中国社会中新崛起的力量，它一再在互联网上表现出奇效。舆论不仅“绝杀”了一批贪官，还一次次制造了别开生面的社会热点。此外舆论深度涉足了一些案例的审判过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判决结果。

一些基层上访人士跑到报社门口喝药“自杀”，说明舆论权力的膨胀确实带来了一些幻觉。这两年似有了点“舆论治国”或者“互联网治国”的倾向，仿佛谁获得互联网舆论的支持，谁就能戏剧性地实现自己的诉求。

这7名“自杀者”很可能是弱势群体，缺少表达渠道。但采取法外极端行动追求目标实现的人越来越多，构成也很杂，这已成为中国社会当下的新问题。

社会决不可鼓励这一倾向的发展。我们必须建立以法律和与之相关的规则为中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让公权力、舆论、个人力量都围绕它们确立关系，解决矛盾和争议。除了法律之外，决不应有第二个决定性准绳。

公权力毫无疑问要倾听民间的呼声，包括倾听舆论。但是无论多强大的舆论，都需与法律进行对照，违反法律的部分坚决不能接纳。

有些舆论力量支持、怂恿采取法外行动“维权”，部分是出于假公济私，通过这些鼓动收获自己的利益；部分则是出于对社会正义的错误认识。我们应看到，连续两起“自杀”在报社门口发生，不仅当事人糊涂，社会舆论力量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后者这些年的表现对这种“自杀”产生了诱导。

让我们大家都围绕法律冷静下来。法治建设是一条耗时费力之路，但它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之途。决不能为了某个短线目标，舆论场就鼓励挑战公权力和法律的极端行为。那对中国的公众利益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环球时报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