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城镇化作为今后十年的工作重点，但究竟如何推进城镇化，学术界是众说纷纭。有专家对城市群发展有偏好，主张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武汉城市圈、长株潭、成渝陕经济圈集中大发展；有专家对小城镇化看好，主张扶植乡镇大发展。这些主张背后有一个共性，忽视了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

目前中国城市还在一味地追求“摊大饼”，不少大城市已经到了资源环境、行政管理难以承受的地步，有些城市固步自封、条块分割，上与省级政府争权，下与区、街道争利。有些需要城市间跨区域合作的大工程、大基础设施、大公共服务、大市场，反而僵化到难以协调，都是城市大了，尾大不掉惹的病。

要医治大城市病，笔者认为，可以走“化大市变小市，小市长、大省长”之路。

2005年，时任武汉市市长访问悉尼，伯伍德市王副市长作陪，席间笔者介绍说伯伍德市是大悉尼下的一个小市。有人问，为什么说大悉尼，难道还有小悉尼？其实真正的悉尼很小，只有邮政编码为Sydney2000的那么一小块地方，俗称CITY，而大悉尼指的是与悉尼连成一片的上千个小市。这些小市都不隶属于悉尼市，与悉尼市平级，是新洲下辖的一大片城区中的一个小市。但是大悉尼到底有多大，比老上海加新浦东还大一倍多。

西方主要大城市在上世纪80年代就逐步推行“大省（州或郡）政府、小市政府，小社区、大社会、大市场的政策。社区虽小，社会却大，因为服务更需要周到经济。在大省小市背景下，必然产生大市场，导致城乡一体化、全国一体化，甚至是全球一体化。

以悉尼为例，尽管行政市变小了，但是虚拟的大悉尼却越来越大。上千个小市之间自觉地分工合作，不单各自辖区内极力搞好内政，还不断地与相邻的市协调发展。

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时已向国内介绍过这种观点，可惜至今不少中心城市在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过程中，依然在一味贪大求全。贪大求全的市，不是市场经济中的市，是计划经济中的市，是虚荣而不方便自己的市。由于区划越来越大，行政管理、市政管理越来越难以负荷，不是对外扩张僵化，就是对内腐化，很容易导致城乡对立、城市与自然的对立，以及城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对立。城市病就成为必然。

从市级规划到省级规划，小市区划是一个跨越不了的坎。“小市大省”能让城市片区更大、基础设施更互联互通，国际竞争更容易轻装上阵。

（郭生祥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