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教育文化机构纷纷改名的动力，首先来自于事业壮大或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突破体制限制或寻求体制支持。比如，一些专科学校只有改名为学院，才具备招收本科生的资格。就此而言，这些机构的改名，与其说是与争抢名称本身有关，毋宁说是与机构升级有关，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国家将教育文化机构的名称分了等级，并予以不同的支持政策。

有些教育文化机构的改名，则是纯粹为了争个响亮大气的名称，以博取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从文化传统上来看，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名分的国家，既主张“名正言顺”，又要求“名实相副”，更强调“循名责实”，实事求是。从“循名责实”的角度看，“改名热”的最大问题在于，不少教育文化机构往往为了升级或争名而改名，甚至为此耗费财力物力、组织专门人马做公关，但在提升教学科研质量和服务社会水平方面则着力较少，或者即使改了名称，也未发生明显变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相比之下，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社会上并不重视教育文化机构的名称。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企业研究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皇家研究所，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无不以学院或研究所命名，但又都无不闻名世界。究其原因，就在于政府从未对教育文化机构在名称上划分等级，使各机构得以在保持现有名称长期不变的基础上，一心一意做好做强教学科研工作。

事实上，一个教育文化机构若能保持名称长期不变，非常有利于培育自身传统，持续打造成知名品牌。

因此，教育文化机构的“改名经济学”，实际上未必就那么“经济”，未必能带来那么多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教育文化机构不是衙门，国家不能对其名称进行等级上的划分，甚至不能将机构本身等级化、行政化。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诊治教育文化机构的“改名热”。（寇军侯山东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