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张枫逸 河南

背景：1月5日，中组部通报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进展：“全国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全国超职数配备的4万余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1月6日《新京报》）

事实上，对于超职数干部的全国性整治，并非第一次。2007年和2009年，中组部、中编办等部门都曾推出过超配干部专项清理。但专项行动过后，各地的超配干部迅速反弹，陷入了“越减越肥”的怪圈之中。本轮专项整治，会不会重蹈“水过地皮干”的覆辙，也要打上一个问号。应该看到，超职数配备干部的背后，有着利益驱使和制度不彰的多重因素，不能只靠疾风骤雨的运动式整治，必须找准病灶挖出病根。

首先，坚持“依法治编”。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各种法律法规，对政府机构设置、编制核定以及监督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遗憾的是，相关规定被束之高阁，诸如副秘书长等岗位俨然成了一种奖励性福利，用以安排照顾多年未获升迁的干部。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把编制工作真正纳入法治轨道，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干部超配、机构膨胀这一顽疾。

其次，强化责任追究。超职数配备干部，理应有人担责。不过，以往历次专项整治，只是通过调岗、免职等方式将超配干部消化了事，罕见对相关人员追究责任。而当事人即使被免去行政职务后，往往也会保留职级待遇，有的干脆退居二线，在家歇着，工资照拿。如此高收益、零风险，无疑会助长一些人滥发乌纱帽做交易、送人情的底气。

此外，改革人事制度。超配干部现象之所以成为顽疾，“根子”就在于“官本位”观念，用职务的高低衡量公务员的价值。要破解就要改变这一潜规则。一方面，推行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解决基层公务员待遇偏低、晋升空间有限的问题，从而减少公职人员对于职务的盲目崇拜和追求。同时，建立官员退出机制，重塑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官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