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这样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马克思举了多个法国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例证来支持他的论点。今天，我打算再给这一论点贡献一个中国古代的例证。

故事的引子，不妨从“汉代的武帝是谁”这一问题开始。相信无数人马上会不屑地回答：“‘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大汉天子刘彻，谁不知道？”但大家有所不知的是，这答案还真不全对。

因为刘彻并不是西汉唯一的武帝。而且他的“武帝”称号，是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他死后才获得的谥号。在他之前，早有过两位活着时候就自称为“武帝”的人物。第一位，是南越国的国王赵佗，他在约公元前181年反叛汉朝廷时，就曾自尊号为“南越武帝”。而第二位，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与刘彻同时代的东越王余善。他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反叛汉朝廷时，刻“武帝”玺自立。

尽管闽越国与南越国的往来密切，但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我们无法确定余善自称“武帝”的举动是不是从赵佗那得来的灵感。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同样是反叛。第一位自立为武帝的赵佗，一年后，废除了武帝尊号，继续快乐地当他的南越国王，平平安安地活到一百多岁去世；而第二位自称为武帝的余善，却在一年多后，可悲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然，如果只是这一件事，余善还不至于成为“笑剧”人物。余善这一生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似乎永远都处在“二”的位置。

《史记·东越列传》中，着重刻画了两位对闽越国影响巨大的君王，一位是闽越国开国君王无诸。第二位就是导致闽越国亡国的东越王余善。通篇看下来，会发现，两个人做的许多事情都类似。但过程与结局却是天壤之别。

无诸在强敌（秦）入侵，无力抵抗时，选择的是承认现实，任由强秦将他废为君长，保全实力，默默等待时机。余善在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军准备进攻闽越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无力抵抗，也选择承认现实，保存实力。但是他采取的保全计策是：把自己的哥哥闽越王郢杀掉，将首级献给汉军，换来汉军退兵。

无诸在为汉朝作出贡献后，汉廷册封他为闽越王。余善在为汉朝作出贡献后，汉廷封他做了东越王。可是过程是：余善殺郢后，汉廷先立了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但是余善“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根本就不把丑放在眼里。汉廷没办法，只好立余善为东越王。

无诸在各路起义军反叛秦朝廷时，选择了出兵。当时他选择站在了后来的胜利者起义军一方。由于起义军首领项羽在胜利灭掉秦朝后，并没有给无诸应有的好处，无诸又选择了和项羽为敌。并最终成为了胜利方。

余善也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反叛汉朝廷时，选择了出兵。站在了后来的胜利者汉朝廷一方，可是在率兵至揭阳时，以海上风浪太大为借口，停下来不走了。而且还偷偷和南越国联系。想以蝙蝠的姿态两面讨好。可是，这么“二”的举动带来的后果就是，胜利者汉朝廷在胜利灭掉南越后，下一个决定就是准备诛灭余善，余善只能选择起兵反叛，却最终兵败身死。

算起来，余善的种种举动，可算是首创的，大概就是，汉军大军压境时，与高官、宗族合谋杀其兄闽越王郢献给汉军换得退兵，保全了闽越国。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始作俑者，报应也速。多年后，闽越国的高官、宗族们再一次合谋，使得余善自己成为了第二个被杀掉的闽越国君王。而可笑的是，他的死却完全没能起到保存闽越国的作用。汉朝廷在他死后，毫不留情地将闽越国灭国，将闽越国民全部迁离了故土。

自然，我们要认识到的是，余善之所以给我们留下这么一副“二”的发指的印象，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与他有关的材料是站在胜利者——汉朝廷一方的司马迁所留下的。正如《论语》中子贡所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古今中外，胜利者对于失败者，往往都不惮于最大的丑化。

也因此，我其实很好奇的一点就是：闽越语与汉语不是同一种语言。闽越的人名是采用音译对读的形式转写为汉字的。那为什么司马迁用汉字转写这位他眼里“二”得发指，螳臂当车的小丑，会用“余善”这样一下就让人想到“积善人家庆有余”的吉利字眼？而不干脆丑化到底，采用更可笑的谐音“鱼鳝”？

不知道我这好奇心，会不会看上去也显得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