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张贵峰 湖北

背景：6月9日，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据悉，4个孩子1男3女，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一起喝农药自杀，最大哥哥13岁，最小妹妹5岁。（据6月11日《南方都市报》）

4个蓓蕾一般的孩子在无人照料下猝然凋零，令人不忍直视、听闻。

对他们负有监护责任的父母，当然难辞其咎。但进一步站在全面保护未成年人角度，需要为4个孩子死亡担责的，显然又不止其父母。正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

遗憾的是，在上述4名孩子死亡事件中，我们并没有太多感受到这种“社会保护”责任的存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除了诉苦“上门吃了闭门羹”之外，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努力。

早在2012年，贵州毕节就曾发生过“5名留守儿童垃圾箱内死亡事件”，对此当地政府负责人曾承诺，“将对全市范围内留守儿童进行逐一排查，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而3年后，4名留守儿童集体中毒死亡悲剧还是发生了，当年的“逐一排查”、“一对一帮扶”为何没有兑现，无疑应当也必须深入追问、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