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卢美松（福州东大路）

刘璈创设福州台湾试馆

台湾试馆，又称台湾会馆，准确地讲，应该叫“台南、台北两郡试馆”。它是晚清分巡台湾道刘璈积极创设的福州台湾试馆，是专供全台士子参加乡试、会试而在省城（会城）福州下榻的试馆。刘璈建这两间会馆，着实不容易。

刘璈（1829-1887），是湖南人。1864年，因军功受道员衔，实授署台州知府。他在台州大兴文教，建书院，复官学，设义塾，设培元局，筹措善款，拨款在京城购建台州会馆，台州“文教乃大振”。1881年，他朝觐光绪皇帝，得授福建台湾兵备道兼提督学政。刘璈到台湾后，办了不少实事，颇有政声。只是因为“言词急切”，为当权者所忌。人们认为刘璈长于治事，拙于做人。

光绪初年的台湾，“文风日起，每届应乡试者约八百余名，应会试者二十余人。”这么多秀才和举人，要在（农历）五月台风尚未肆虐前渡海到福州，到农历八月放榜后，才陆续渡海回家，考试期长达三四个月，在物价比别地昂贵的省城福州，他们住哪儿，能安心地考试呢？

1883年，刘璈在台湾岛内筹得善款，并预提银两，用于购建试馆、会馆。刘璈同时向闽浙总督何璟上呈禀文，申明“今筹款既有成数，拟就此二款内，先提银一万五千元，即在省城贡院左近，构建台南、北两郡试馆，遴委员绅监造，以为全台乡士子栖息之所。又提银三千元，函托在京绅友，即在都城购建全台会馆，以备台湾会试举人及供职于京者，藉以居住”。

为建试馆，得罪闽浙总督何璟

对台湾士子来说，这本是“暖心行动”，是地方政府给予人才优待和照顾的一大善举。谁知报告一上到何总督案前，即遭何大人严词批驳。何某在三月初八日的批复中，大打官腔，一气罗列四点不宜，指责刘璈“狥一隅之见，不为全局计”，斥他“尚未请奏，先行支拨”，是举不当；不问情由即指责试馆不应“官为构建”；甚至指责刘璈“违道干誉，古所深戒”。这个官气十足的何大人，正是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面对强敌手足无措的何璟总督，百姓讥之为“两何没奈何”（另一“何”为船政大臣何如璋）。

这年四月二十四日，刘璈针对何总督主观认为的用官款“购建试馆会馆”事上疏申辩，说明“台湾建造京都试馆、会馆暨乡试盘费”等项开支，“皆系无关报部之杂款项下提给举办”，而且此前主办绅董等业已“屡次陈请”过。刘璈针锋相对地指出：“亦知前举本系民捐民办，无关报部，且系遵照宪批办理，似非有违。”

这就响亮回应了何总督的无端指责。他明确表白，自己是按规定、按程序且是经批准办理建馆之事的，根本没有违令违规。但格于总督的威权和指令，他表示“自应恪遵批谕”，奉令行事。因此在呈文中他报告了执行批谕的情况：“转饬停办：一面驰函省会、京都各绅董，如原购馆屋，可退即退，其已购修有成者，设法召变归价。”即便如此，刘璈还是带着情绪揶揄上司，自承是为了“未便狥一隅之见，只为台湾计、不为全局计也”。他还没好气地交待省会、京都各绅董，“静候司道详奉宪批，再行饬遵，免贻后累。”

不过，刘璈虽然表面报告已经“恪遵批谕”，停建或退购试馆，其实仍然执着力挺。福州的台湾试馆因此终于建成。据记载，刘璈于同年八月初八日再次上书总督何璟，开篇仍强调兴建试（会）馆的必要性，继而说明各项善举经费及修建会（试）馆款项的使用情况。该呈文称：“现已督同绅商筹议，在省垣构建台南、北两郡试馆及京都全台会馆，并会试宾兴盘费。”刘璈再三强调，支出附捐经费兴建会馆，确实得到台湾绅商的支持，确系“民捐民办”，“商民乐从”，“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他还进一步重申，所提兴建款项，“概系不报部杂款”，是“归新设全台培元局、作为筹办台地各项善举经费”，同时他也不忘趁便提醒上司：“若不俯顺舆情办理，恐多棘手。”对于刘璈的据理力争，何璟自然十分不快和不满，他在九月十六日的批示中，依然指责刘璈“含混”入告，坚持要他“候抚部院批示”。

刘璈的第四次呈文，即按何璟的批示要求，向船政大臣何如璋与福建巡抚张兆栋两人作复，详尽开列了关于善举（如购建两试馆）经费的使用情况，但始终固持反对态度的何璟，仍不依不饶地指责刘璈“提拨购建会馆一节”，认为当时并无绅衿禀请，现在才罗列百余名绅衿具禀，斥责“其情可知”；还强词夺理称，钱款“既捐在官，自应由官处置”，可见他偷换概念，食言而肥，硬指捐款为官款。何璟还转移话题称：“此项杂款应办善举尚多”，不一定非要用于“购建会馆、试馆”，可见是无赖托词。最后，何璟竟质问刘璈文教宾兴之典包括兴建乡会试馆，不知“见于何典”。

巡抚张兆栋圆场，试馆建成

面对何刘之争，巡抚张兆栋的批示颇有意味，其态度也颇显圆融。他一方面指出：“此案迭奉宪批驳查”，暗示总督已有成见在先，自己虽另有看法但碍于同僚面子，故只是舒缓口气，作出表态：“如内地之善举办理，提款有余，方准扩充别项”；“范围已定，办理各有遵循”。要求刘璈按内地他处方法办理，看是否实属收支有余。城府颇深的张巡抚，无形之中为刘璈作了转圜，授梯下楼。所以刘璈随即于翌年（1884年）三月，给督抚部院再上《咨覆收支各项善举经费由》呈文，就自己上任后的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至九年（1883年）十二月底止的收支情况列出清单，载明“省城购建台南北两郡试馆，价值工料经费银一万一千零九十八两零”，“京都购建全台会馆，价值工料经费银三千四百两”，加上其他多项善举经费，“共需支库平银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四两零”，“尚存库平银三千四百三十九两零”。结算确有余裕，满足了张巡抚所提条件，也堵住了何总督的口。

这段公案似乎就此有了结局，我们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的刘璈呈文中，可以看到刘璈的交待：“台南北两郡试馆……现已告竣”，“京都购建全台会馆……尚未报竣。”表明福州台湾试馆确已建成；而北京全台会馆其时尚未竣工，到底命运如何，此后再未见刘璈于他所撰《巡台退思录》中有所记载。我们庆幸福州的台湾两郡试馆全赖刘璈顽强而执着的精神实力完成。福州台湾两郡试馆的建成也得到印证，据《台南市志》“祁征祥”条记载，光绪九年（1883年），祁自台湾“移知闽县。十一年（1885年）乡试，台湾士子往谒，尚礼下情殷，纡尊至台湾会馆回拜”。足证会馆在1885年以前确已建成。可惜的是，台湾士子的“试馆福利”只享用了20年。1905年后，清廷下诏停止科考，我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的封建科举考试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至于会馆的确切地址，目前难见明确的记载。

刘璈的不幸结局

1884年马江海战失利，何璟即被问责查办，他对刘璈有再大的怨怼，已无所施为。1884年5月，刘铭传担任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后，翌月即发生法军侵台、抗法战争失利，刘铭传因刘璈抗命不受制及失利责任，由龃龉而结怨。1885年4月，刘璈被罗织罪名弹劾革职，籍没家产，流放黑龙江，最后于1887年在流放地逝世，身后唯余《巡台退思录》三卷。

注：原文共3900字，有编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