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王杰莉（加拿大）

一百三十年前，他生于福州

他是中平路上的黄家少年

少年时，他受业于古文大家林琴南

青年时，他帮助陈嘉庚筹备厦门大学

壮年归国，他就任福建省教育厅长，培养人才无数徐悲鸿认他为平生第一知己

抗战时，他和郁达夫同把日寇的牢底坐穿

在暮年，他辗转异国传播中文

他留给我们的遗产

是自尊、自爱、自立

他是我的外祖父黄孟圭

“福建事变”与徐悲鸿《饮马图》

孟圭公毕生爱才，提携后进，不分省籍，以福建官费名额资送外省人出洋留学，引起省内部分人士不满，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深受诘责，遂至罢官。

1929年初，外祖父移居上海，在上海开设黄琬律师事务所。约两年后回福州，仍任福建省政府委员。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孟圭公参加了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举行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并被委任为侨务委员。中华共和国历时两个月，以失败告终，孟圭公仍在省府任职。

1934年秋，外祖父因闽变一事被当局扣押，解往南京，监禁在市党部。徐悲鸿先生从我舅舅处得知消息，立即展开营救，历时三个月，外祖父终获释放。

孟圭公在南京监管期间，徐先生经常带书画来探视，见孟圭公身陷囹圄，泰然处之，每日读书写字，看报做运动，一切照常，其达观洒脱，徐先生见之莞尔。孟圭公获释后，徐悲鸿先生画一幅彩墨《饮马图》庆贺孟圭公重获自由。该作品高约二尺半、宽四尺，绘三匹良驹在浅滩中饮水，两匹俯首吮水，悠然自得，另一匹昂首远眺，竖起鬃毛，甚为警觉，寓意不可耽于安逸，须时刻警惕。

抗战时，在印尼身陷囹圄

1936年夏初，应菲律宾侨领李清泉邀请，孟圭公赴马尼拉任华侨中学校长，兼任福建省政府顾问。时逢抗战，日军节节进迫。1938年，孟圭公回榕接眷赴菲岛，途经香港，由于我外祖母怕热，闻菲岛酷热，不愿前往，就和我母亲留在香港，孟圭公单身回马尼拉。

1939年夏天，我父母在香港结婚，我祖父范庭公正在前线和日寇作战，无法南来，就由外祖父孟圭公来港为我父母主婚。

1939年10月，菲岛时局吃紧，孟圭公一向鼓吹抗日，形势所逼，只好辞马尼拉华侨中学校长一职，回新加坡。恰好徐悲鸿先生到新加坡开展览会，为抗日筹款，两人相见甚欢。孟圭公为培育华侨子弟对祖国的认识，排除万难开办“敬盧（同‘卢’）”学校，专收寄宿学生，教以中文及有关祖国的历史地理及文化各方面知识，徐先生极力支持，“敬盧”校匾即为其所书。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日寇以孟圭公在教育界的声誉，拟邀任伪职，幸得学生家长通知，孟圭公连夜出走，拟经印尼回国。谁知抵达印尼占碑岛时，宿疾复发不能前进，被日本宪兵拘捕，关押在南苏门答腊岛的巨港集中营。外祖父坚持民族气节，不肯出任伪职，在狱中受尽酷刑，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回到新加坡。

孟圭公从巨港出狱前一日，曾作一诗：“阑珊囹圄日如年，忽报放囚喜欲癫。历乱人嗟生命贱，临危我幸操持坚。已修遗嘱无余事，却藉降书解倒悬。虎口能逃还遇虎，得全微命有苍天！”

外祖父与郁达夫的生死交情

孟圭公和郁达夫先生是挚友，两人1929年在上海认识。郁达夫1936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孟圭公时兼福建省政府顾问。郁达夫1938年底到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等报刊文艺版主编，两人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孟圭公遗留下来的诗稿中，多处有“达夫”两字，星洲日报文艺版也常刊登孟圭公诗作。孟圭公创办敬盧学校时，郁达夫曾写诗作贺。诗题为《孟圭先生营敬盧学塾于纽顿郊外诗以奉贺》，诗云：“槐市门庭号敬盧，三千仪礼满床书。旁人错比杨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巨鹿从游遗恨少，华阳奔命捷音虚。何年重返闽江棹，一路春风到石渠。”

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一文中写道：“连当时旅居新加坡，曾当过福建教育厅长的‘福建才子’黄孟圭先生也要请他改诗，且亲自向他执弟子礼。”

林琴南先生是古文大师，孟圭公师从林琴南先生，古文造诣很深，文人惺惺相惜，互相切磋是有的，说到请郁达夫改诗，还要执弟子礼云云，这不但夸张过分，甚至有失于事实。

孟圭公长郁先生11岁，就算孟圭公肯执弟子礼，郁先生恐怕也不敢当。孟圭公和郁达夫先生同囚于巨港集中营，狱中医生某君是南安同乡，对孟圭公甚为照顾。日本投降后，他密告孟圭公，一定要熬到盟军接收才可出狱，若日方释放，切不可出狱，一定要诿称愿意在狱中等待判决——当时日宪兵滥杀无辜，往往在放出狱时，由背后枪杀，伪称出狱人是逃狱被杀。

孟圭公谨记在心，并暗中通知同在缧绁中的郁达夫先生。可惜，郁达夫没有听从劝告，遂遭枪杀，尸骨无存。

孟圭公有诗云：“痛哭荒郊添新鬼，暗算居然杀达夫。”韩槐准先生（古瓷器鉴定专家，后回北京任故宫博物院顾问）在新加坡三巴有一片红毛丹园，称愚趣园，战前是南洋文人雅集之处，孟圭公回新加坡后，有一次愚趣园主人招饮，他有感而赋：“留题今日人何在，啖果当年客半亡。刧后伤心千万种，且凭杯酒话沧桑。”

1964年，孟圭公80岁前夕摔了一跤，住新加坡中央医院，我母亲由澳门过新加坡陪伴130多天，我母亲聪明睿智、心地善良、善体人意，深得我外祖真传，我外祖最疼爱这个小女儿。在新加坡这130多天，是母亲成家后和我外祖父相处最长的时间，父女俩无所不谈，在我母亲回忆录里，谈到郁达夫遇害情况应是真实可信的。

暮年在国外，努力传播中国文化

1945年10月，孟圭公赴新加坡，1946年5月，应澳洲悉尼大学邀请，孟圭公前往澳洲讲授中文。在澳洲前后六年，除教学外，外祖父还编写英译汉、汉译英讲义，由唐诗三百首的五绝、七绝中，选出若干首，以极生动的英文句法音韵，译为英文短诗，加以英文注解。可惜，这些翻译手稿没有保存。回新加坡后，孟圭公更热衷于教华侨子弟及外国人学中文，发明简易学中文方法，并公开示范表演。两个不识中文的美国学生仅由孟圭公面授简易法，十分钟就能读写出我你他三个字，轰动新加坡。此后，凡有外国人到新加坡想学中文，新加坡教育部必推荐到黄孟圭教授处学习。外祖父门墙桃李遍世界各地。

1960年拍摄的电影《刘三姐》在新加坡上映后，非常轰动，孟圭公曾连看十几场，母亲告诉我这趣事时，我还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看的。”如今，我移居海外几十年，回想外公看《刘三姐》这件事，终于理解孟圭公的家国情怀。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一度托人动员孟圭公回国，终因他年事已高和不良于行而作罢。1965年3月12日，孟圭公在新加坡溘然长逝，走完他精彩的一生。

后记

孟圭公一生曾作诗两千多首，从他诗词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历史踪迹，可惜适逢战乱，多已散佚。外祖父在占碑岛被日本宪兵逮捕，居停主人怕受牵连，将他随身携带的字画、诗稿、书籍悉数烧毁，以至我们手里，仅存一本他在1939年以后的诗稿。

我们这些孟圭公的后代子孙，虽没承继外祖的物质财富，但我们承继了他的精神财富。“不求人”是外祖的口头禅，代表的是自尊、自爱、自立。他对我母亲是这么要求的，母亲对我们也是这么要求的。我们虽然出身富裕家庭，但绝没有娇生惯养，从小我们就被要求生活自理，不假手于佣人。我们兄妹独立生存能力都很强，凭这“三自”，我们兄弟姐妹在海外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外祖父崇尚平等，他没有等级观念，对车夫贩卒一视同仁，他经常教诲我母亲，佣人当差也是人，要善待他们、尊重他们，这种家风代代相传，积善人家，必有余庆。这就是外祖父给我们的祖荫。

今年是我外祖父黄孟圭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谨以此文，纪念外祖父黄孟圭先生和母亲黄奕琳女士。

本报记者李熙慧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