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前后，大别山深处的毛坦厂中学都是媒体报道焦点。与其说人们关注毛坦厂学子的命运，不如说人们更关注毛坦厂中学折射出的高考形象和阶层形象。

人们带着各自的预设立场来看毛坦厂中学，还有其宗教仪式般的送考架势，有人猎奇，有人同情，有人挖苦讽刺。在全国知名中学的“鄙视链”中，毛坦厂中学大概处在最底端。即使与同样以高压模式著称的衡水二中相比，毛坦厂中学都明显矮一大截。毛坦厂中学动辄号称百分之八九十的升本率相当一部分是三本，真正考入名校的少之又少。

毛坦厂模式是最能体现中国农村学生性格与命运的地方。在这里，那些学生会采取以时间换分数的低级战术，他们会自觉地为改变家庭命运而读书，而这一切超乎寻常的努力，最终可能只能换回一张三本录取通知书。与他们可能取得的成绩相比，那些誓言显得格外高调，而这才是整个故事中最令人心疼的地方。

有媒体指出，是高校扩招政策成就了毛坦厂中学的盛名。换句话说，当毛坦厂中学里的农村学生终于能够考上大学的时候，“大学生”这个词的含金量正在急剧降低。他们很多人寒窗苦读，但阶层跃升的机会已大不如前。

但高考对于他们，仍是向上流动的不二渠道。你可以说，毛坦厂模式代表的，是种粗暴、原始、功利性极强的教育方式，可它也是底层社会自发演化出来的一种自我拯救。它或许经不起新式教育理念的推敲，对农村家庭却有惊人的说服力。当我们思考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等宏大话题的时候，必须考虑毛坦厂中学所代表的人群，而不能将他们当成“落后事物”抛弃；也必须直面阶层流动存在淤塞的现实，而不是架空现实地谈“理想”。（原载《新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