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妞花称不接受余华英任何道歉 被拐过程历历在目

1993年到1996年期间

余华英和同伙为了牟取利益

共拐卖了11名儿童

11月28日

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

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

余华英认罪，但认为“判重了”

检方建议维持死刑原判

今年9月18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一审判决，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余华英不服死刑判决，当庭提出了上诉。

11月28日上午该案二审开庭。杨妞花等被害人及家属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到庭参加诉讼。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余华英、辩护人和出庭检察员充分发表了意见，余华英进行了最后陈述。

二审庭审中，余华英对一审认定其拐卖儿童十一名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当庭认罪，仅提出了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其辩护人提出余华英有坦白情节，认为量刑过重，建议从轻处罚。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提出了附带民事部分判赔数额过低的上诉理由。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上诉人余华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将依法择期宣判。

被拐26年的杨妞花：

她没认识到错误，不会原谅

由于杨妞花提供被拐准确信息，在多方努力下，余华英最终落网。

杨妞花在本次庭审结束后表示，余华英当庭提交了新证据，以求轻判。

“她的证据是，她在（约）2015年的时候谈了恋爱，和男朋友一直在一起生活，由她的男友为她作证，她（在此期间）没有再犯过错，没有再做过违法的事情。”杨妞花称，这个证据遭到检方当庭反驳。

杨妞花还称，余华英在庭审上深鞠躬，对受害者家庭致歉。对此，杨妞花不接受余华英的任何道歉，并在庭上发言恳求维持原判，判处余华英死刑。

杨妞花五岁时被“新邻居”拐走 被拐过程历历在目

杨妞花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家里有父母、姐姐和她共四口人。为了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杨妞花五岁时，一家人搬到贵阳。

1995年冬天，杨妞花家隔壁搬来一对母女。邻居阿姨说话温柔，她的女儿年纪也与杨妞花相仿。这位阿姨经常趁杨妞花爸妈不在家，带着女儿找她玩。

杨妞花：邻居阿姨一直问我想要什么东西。我想了一下，我最需要的是织毛衣的签子。

杨妞花回忆，邻居阿姨带着自己坐汽车转火车，辗转到了河北邯郸，下火车后阿姨并没有给她买毛衣签子，而是把她关在了一个屋子里。据杨妞花事后回忆，当时应该是在给她寻找买家。每天屋子里进进出出很多人，在他们的交流中杨妞花得知，“邻居阿姨”名叫余华英。而此后，余华英也露出了本来面目。

杨妞花：我想上厕所，她买了两份炒饼，说让我等一会吃完之后再去。她一看我裤子湿了，就开始踹我，最后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揪起来，我也是从这一系列事情中记住了她的长相。

最终，余华英以3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把杨妞花卖给当地一户姓李的人家。

杨妞花提供被拐准确信息，多方努力下 余华英终落网

杨妞花在养家没有受到虐待，奶奶和养父都对她很好，但她一直记得在贵州的父母和姐姐。22岁时，杨妞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婚后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

被拐卖26年，杨妞花对自己的童年遭遇这样描述：“我小时候只想活着，因为我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长大，而且我又是一个买来的小姑娘，别人可以任意往我头上贴标签，比如‘你是买来的、你是父母不要的、你买来将来是为谁做媳妇的’，各种谣言，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2012年，她决定寻找家人。联系志愿者、发布寻亲信息、采血入DNA库……杨妞花有过尝试，有过期待，但最后都一次次以失望告终。

直到2021年3月，她接触到短视频平台，决定在网络上发布寻亲视频试一试。这次，很快就有了消息：杨妞花的家人联系到了她。随后，通过DNA比对，最终确定了姐妹两人的亲缘关系。

26年过去，杨妞花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人，她想尽快回家看一看父母和姐姐。然而，她的喜悦很快被一个噩耗冲散——在她被拐后，父亲于1997年积郁成疾去世；1998年，精神备受打击的母亲也去世了。

杨妞花的姐姐回忆起父亲去世时的场景，痛苦落泪：“ 那时候我就觉得是我把妹妹弄丢了，爸爸不想看见我，我就跟爸爸说，你再坚持坚持，等我再长大点，我就能出去挣钱了，但是我爸爸没说话，他把头埋进被子里面，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爸爸妈妈，我就应该把妹妹带好。”

从那时起，杨妞花辗转河北、贵州多地，向警方提供余华英的犯罪线索。

2022年6月，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对该案件立案侦查，并对余华英展开网上追逃。同年6月30日，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抓获。

由于杨妞花提供了自己当年被拐的准确信息，余华英这次落网后，再也无法隐瞒自己拐卖其他11名儿童的犯罪事实。

律师：

11起拐卖儿童案

没有一起是余华英主动供述

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文广律师告诉记者，11起拐卖儿童案件中，没有一起是余华英主动供述的，都是在杨妞花寻亲，别人供述出来之后，再找余华英核实，她不得已才供出，“我们看不到她的任何悔意”。

此前，杨妞花曾气愤地对媒体记者说：“余华英去年被抓之后，供出来了11名被拐儿童，但她还是没有老实交代。这么多孩子被找回来，跟余华英没有任何关系，她自始至终不肯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找到一个她就承认一个，再找到一个，她就再承认一个。”

儿女被拐走

母亲原地摆摊27年等待孩子

11名被拐儿童的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命运的改写。

2016年，媒体报道了贵州一位寻亲的母亲罗兴珍，她的两个孩子华兰和华白在1996年时被人拐走，此后的二十余年，她一直苦守一个修鞋摊，盼望着两个孩子有一天能够回来。拐卖她两个孩子的人，正是人贩子余华英。

被害人 罗兴珍：华兰、华白啊，你们在哪个地方？你妈妈和你爸爸实在是想你，你爸爸妈妈从你走了以后，没过过一天的好生活。

27年前，罗兴珍的两个孩子在这里被人贩子拐走。27年来，她在这里支起鞋摊，等待孩子归来。

被害人 罗兴珍：我就在那坐着，我又怕他回来，万一他来找我们，我在这个位置他能见到我的面。

除了摆摊修鞋，罗兴珍每天还要捡拾垃圾补贴家用。她的腰已弯，头已白。但是她内心的执念从未平息。

2016年11月，罗兴珍的寻子故事播出后，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的消息。然而，直到2022年6月余华英落网之前，罗兴珍一直没能等到两个孩子的任何消息。

2023年10月，记者在得知华兰和华白已经找到的消息后，再次来到了都匀。然而，此时罗兴珍的生活与7年前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两个孩子找到后，一直还没有和罗兴珍正式相认。罗兴珍依旧摆着鞋摊，赚着一天不到20块钱的收入，等着两个孩子回家。

被害人 罗兴珍：以前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找到孩子了，但是孩子回到家他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人贩子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带来多大的悲惨，给我带来这么大的家庭破裂。

当年姐弟俩如何被拐走

一审庭审披露细节

今年7月1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庭审中，华兰和华白当年被拐走的更多细节被披露。

公诉人：1996年7月份你带走的是两个男孩子还是一男一女？一男一女是两姐弟？

余华英：好像一男一女。

公诉人：那你曾经有没有从都匀将两姐弟带到邯郸去卖掉？

余华英：有。

公诉人：你将他们带到邯郸之后是找谁来介绍出卖的？

余华英：在“喜娘”家，小的在没在我不清楚，姐姐是通过“喜娘”介绍给她本村的一个亲戚，她这样讲的，我不晓得。

公诉人：就是在邯郸卖出去的，但是具体卖到哪里你不知道？

余华英：是的。

公诉人：这个姐姐当时你卖了多少钱？

余华英：3000块钱吧。

公诉人：姐姐卖了3000块，弟弟呢？

余华英：弟弟不记得。

公诉机关指控，1996年7月3日下午，被告人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州都匀市西园村小河边将华兰、华白两姐弟拐带至邯郸市后卖给了不同人家。

除了华兰和华白，根据公诉机关指控，1993年至1996年期间，被告人余华英与同伙龚显良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等地流窜，通过租住房屋、熟悉当地环境，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儿童的活动，二人通过上述手段作案8起，将华兰、华白等11名儿童拐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中间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

目前，余华英的同伙已去世，两名中间人已另案处理。

据法学专家介绍，我国《刑法》针对拐卖儿童犯罪历经多次修改，随着拐卖儿童罪的法定刑提高，打击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按照1997年刑法的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基本法定刑就是5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在严重的情况下，还可以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无期、死刑。因而现行刑法相对于1979年刑法的规定，应该说是大幅地提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说。

王文广律师表示，希望通过这个案例能有更多人看见，越多的人能够主动站出来，更多的家庭才有可能团圆。

综合：央视新闻、法治在线、封面新闻、湖北经视、北京青年报、九派新闻、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