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武汉城管鲜花执法、眼神执法之后，陕西铜川市城管又发明了“扔人执法”：把一位在市区内占道经营的小贩拉到了城外约20公里的山野，然后弃之路边。目前，4名当事城管队员已被停职检查。（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

从表面看，这不过是城管与商贩的又一次冲突，说到底，还是两个症结使然：一是城市管理的政策取向，二是城管执法的弹性自由。

轻易就能限制人身自由，将公民扭送上车，这样的做派，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扔人固然令人愤慨，但如果还是就事论事地致歉了事和点到为止的姿态，怕并不会真正起到作用。城管自然要受到责罚，逼着城管去驱逐商贩的制度如何自处？谦抑的执法权究竟靠什么才能规范？

没有天生的坏商贩，也没有天生的彪悍城管。在身份之外，他们也不过就是有着平凡喜怒哀乐的市民。真正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一旦双方有了社会化的身份，就变得剑拔弩张、水火不容？凶蛮而张狂的权力，被驱赶与被丢弃的权益，在戏剧化的“扔人事件”中再度呈现，这不单单是执法方式的沉珂，也是公共管理取向上的症结。

“扔人执法”的本质，无非是“扔人性执法”。群众路线如火如荼地实践了这么久，为什么连底线的依法执法、规范执法都难以兑现？这个问题，也许只能从城管制度本身求解。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