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1月14日，河南永城一辆大货车，被当地运政、路政部门相继罚款，必须出示月票(每月给路政3000元)和年票(每年给运政3000元)才放行，当事女车主再三求情无果，当场服剧毒农药自杀。目前，她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并出院。（11月30日央视）

又见公路“三乱”（乱设卡、乱罚款、乱收费）行为。年票、月票等违法现象已见怪不怪，只不过，这次当事女车主以服毒自杀的悲怆举动反抗，遭遇的竟是执法人员冷血的回应——“你死，你死跟我们没关系”，“你喝药跟我没关系，有事你找领导去”。我们看不到执法人员一丝的人性关怀，只有暴力机器的冰冷质感。

这种冰冷质感，是“有权就有一切”观念的折射，是罚款经济催动下的反应。虽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收费、罚款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同时不准向执法部门下达罚没收入任务，地方财政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执法部门返还罚款。揆诸现实，这种规定形同虚设，人家正好反着来。

正如该报道中知情人透露，“罚100块钱，返(还)给(执法人员)70块钱好处费。”

在罚款经济中，有关部门发挥各种“智慧”收钱。女车主的哥哥就介绍，兄妹俩共同出资贷款买了两辆货车，共60多万元，被扣的货车是其中一辆，跑运输也就半年多时间，就罚了将近20万元，有时一次罚几万元。

怎么来钱怎么罚，执法者本身已违法，有时候，连他们开的车都是违法未处理过的。而罚款过后，超限问题得到缓解或解决没有？有些地方不仅没有，甚至有司机为了弥补罚款造成的损失，更拼命地超载行驶，有关部门再边罚款边“做做样子”。

凡此种种，用流氓作风来形容并不为过。治理罚款经济下的流氓作风，要理顺体制，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同时也要严肃查处涉及“三乱”的公务人员，不仅要严惩一线人员，更要严惩上级领导，破掉权力后台。    （安陆）

□来论

“不加薪就罚款”操错了“薪”

《河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草案）》正进行审议。其中规定，无正当理由始终以唯一方案或者立场排斥对方合理意见和主张的，情节严重的，劳动部门可对该企业处以最高两万元的罚款，对企业负责人处以最高一万元罚款。此一“不加薪就罚款”的条款受到网络热议。

河南以地方立法的方式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一种积极作为；只不过，指望用罚款来推动企业给员工加薪，未免高估了行政罚款的效力，却低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企业拒绝加薪是否“无正当理由”，员工要求加薪是否“合理意见和主张”，不应该由劳动行政部门来做裁判。需要劳动行政部门管好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严格落实。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要尊重市场的规律，尊重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政府“勒令”企业涨工资，本身就是对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非法干预。

真正意义上的工资集体

协商，不是靠政府罚款推动，不是靠行政命令强迫，而是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改变单个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弱势地位。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上，企业该不该加薪，工资水平多少合适，不是政府部门能够管好的事情；过度干预不仅会侵犯企业权利，让经营困难的企业雪上加霜，也不利于促进就业，好心反而办坏事。对政府部门而言，“不加薪就罚款”肯定是操错了“薪”。   （新京报）

“不让座就赶下车”别动辄立法

日前，《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不让出专有座位将被拒绝提供营运服务。（12月1日《南方都市报》）

从“不让座就被赶下车”的粗暴规定，改为主动让出“老弱病残孕”等专座，劝阻无效可拒绝为其提供服务（赶下车的委婉表达），可知在舆论质疑下，广西南宁市相关部门已经有所退让。

某种程度上，“为老弱病残孕乘客提供座位”已成为乘客与公交公司签订合同中的一个“格式条款”，非老弱病残孕乘客买票上车后，有尊重这一条款的义务。但坐了老弱病残孕专座的人，如果没有让座，是不是就该被赶下车？

在德国，老弱病残孕享受“特权”，这是写入法律规定的。据报道，德国公交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座位是老弱病残孕保留座，且用蓝十字标记。坐了的一旦看到有老弱病残孕上车，必须赶紧还座。如果有人就是不还座怎么办，很简单，叫警察来执法，当然，这种例子极少发生。

不过，“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是最高标准的法律”，凡事不必动辄与法律挂钩，也不必处处让法律来裁判。给老年人让座，本来就应是公民自觉，何需强迫？我们还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公交为何这么拥挤？政府能不能加大公交数量？

有些时候，人们的不道德是被逼出来的。如果公交发达了，出行环境便捷了，关于让座的道德纠结或也就化解了。

（王石川）